我们为什么看涨中国》?
作为一个在30多年前就看好中国的外国人,我坚持中国一定会崛起的立场没有改变。 为什么我会如此坚信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在中国这30多年我亲眼目睹了太多太多的变化,这些变化总让我联想起二战前夕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病和冷战时期东欧国家的落后与贫穷。 我想只有亲身经历过上世纪中叶西方世界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演变和最终化解的人才会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社会问题其实就像瘟疫一样,是有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爆发的。
20世纪初的欧美虽然看上去车水马龙非常繁荣,但是当时欧美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平均生活水平也并没有人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么乐观,实际上当时的欧洲和美国已经陷入了所谓的“繁荣陷阱”;一方面资本家通过各种手段盘剥劳动者、压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以获取最高利润,另一方面广大劳苦大众为了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不得不从事最多样化的工作来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去考虑接受教育、提高生活质量或者追求人生理想等问题。 就这样,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和市场力量的无限扩张,资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并形成了所谓的“二战前综合症”。 比如,当时西方世界的男女不平等现象要比战后任何时期都要严重——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妇女都远远低于男子;黑人白人的歧视问题比今天更加激化;贫富分化极端悬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他也是《战争新编》、《孤独的人群》等名著的作者)所写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1950年代的美国生活》一书所展示的那样,1950年代美国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令人无法无天的程度!
我记得我的老师曾在课堂上对我们说道:“你们这一代人可真是幸运啊,因为在你们的一生中不会再出现像你们的父母那一代人那样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经济危机、大萧条和大失业。”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不过几十年之后他的预言完全落空了!更令我吃惊的是,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许多问题甚至没有任何先例可供参考或预测。
1979年,当我在芝加哥大学就读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好路过校园里的女生宿舍,忽然看见几个保安护送着一位看上去很尴尬的女学生走过门口,原来她的行李箱被人偷了,而她在报案时因为害羞而没有穿上衣服。 记得有一天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开车带着女朋友回家,在路上我们遇见了另外一辆车,车上的人向我们招手并要我们靠边停车。当我刚把车停靠在路边准备下车时,却看见他们急急忙忙从车里拿出灭火器开始给车子灭火! 当我赶到家楼下的时候,发现楼道里已经灯火通明,许多邻居都来帮忙,因为他们不知道车子里是什么东西,只听见火警报警器不停的嗡嗡作响。 后来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女主人把钥匙锁在了车里,而男人正在楼上打电话给妻子要她拿备用钥匙。
那个时候,我在北京的外企工作,月薪高达6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6000多元人民币),而我身边一些朋友的工作收入更是我的好几倍,但是无论我们收入多么高,我们的生活水平仍然远远赶不上那些收入较低的朋友,因为我们不但必须负担高昂的房租和生活费,而且还有巨额的“四金”——养老金、医疗金、失业金和工伤险。 就在那几年,经常看到电视上播出这样类似的新闻:某地房价暴跌,开发商破产,农民工讨薪难等等。每当我看这些报道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想起一个早已被遗忘的名字——卡尔·马克思。